在福州三福钢架制品有限公司诉长乐市国土资源局解除土地使用合同案中，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即运用了诚信原则。

薛军博士早些时候在另一篇论文中就谈到：既然公法与私法都同样属于一个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它们就必然分享着某些共同的基础，体现出共同的价值取向。另需说明的是，平等机会权是以国家与社会为核心的，不同于非基本权利，具体区别下文将会做出解释。

[31]第三，在功能作用上，非基本权利的真正享有与实现乃为基本权利存在与扩展的根基，或者说，非基本权利对基本权利具有功能上的反哺作用。[62][美]拉里?卡塔?巴克尔：《中国的宪政、三个代表与法治》，吕增奎译，载吕增奎主编：《执政的转型：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90页。依托笔者关于宪法权利类型的划分，对宪法权利冲突的三个问题做出如下解释：首先，基本权利之间不会存在冲突。[11]首先，关于基本权利或宪法权利分类的篇幅很小，这似乎从客观上说明了韩大元与胡锦光二位教授并不认为基本权利的分类具有多么重大的学理与制度意义。[9]这里的针对性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对中国宪法权利的类型划分要针对中国宪法学研究中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诸如中国宪法权利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中国宪法权利之间能否发生冲突及冲突的本质是什么。

之所以用贡献论能够解释中国宪法权利主体的变化，根本原因是贡献一定是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甚至是全体的贡献。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各具自身的属性，也包含极为不同的内容，更具有不同的精神实质，这样，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之间的关系也就极为复杂。现行宪法公布以来的30年是中国人民为实现这条基本路线而努力奋斗的30年，是改革开放逐步深化的30年。

许崇德，我国著名宪法学家。这个豪迈的宣告，代表了全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激励着全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高歌猛进。保持了港澳的稳定繁荣，港澳的回归对台湾有深远的影响。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面对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报告提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82宪法最初虽然对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还写得没有像后来那样鲜明，但基本路线的内容却已经有了充分体现。

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即2049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宪法确认并巩固各项政治制度理论周刊：宪法是如何巩固我国的各项政治制度的？许崇德：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需要通过宪法建立并巩固国家的各项政治制度，主要是：(1)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30年来，现行宪法有力保障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30年来，工人阶级的领导(通过共产党)日益加强，工农联盟空前巩固。

1999年，第三个宪法修正案通过，修改了农村生产经营制度。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1993年，第二个宪法修正案通过，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加大了对经济权利的保护。

宪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理论周刊：作为根本大法，宪法除在规定上述我国的国体、政体、国家的基本国策等外，还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今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将进一步完善、发展并发挥更大的作用

而在有的学者看来，民事习惯所代表的习惯法权对于民法制度具有先在性—习惯法权作为社会生活条件下阐发的应有权利，对于现实的立法具有优先性，即对社会基本结构及其现有权利体系有优先地位。参照式准用体现了一种比较积极、主动的态度，国家不仅是承认习惯具有法律效力，还要求必须按照习惯行事，国家认可习惯的意愿较为强烈。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法律中的习惯当然也不例外。[6]由于笔者在此讨论的乃是国家制定法所认可的习惯，因此这些习惯规范的背后必定是隐含了对某种义务性行为的要求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二、我国当代法律、行政法规中的习惯概况在开始对我国当代法律、行政法规中习惯进行分析研究之前，笔者必须对其所呈现的概况做出基本的交代。自清末修律以来，我国在法治近代化的路径上就一直在强调一种法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改革开放之后基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立法思路，[19]在立法上急切地追求现代法制的完善与统一，也呈现一种与大陆法系传统中相类似的对于法制统一的追求和对积极的、全能的国家观下的国家及其能力的迷信。其中，有11部法律（15个条文）使用的是风俗习惯这一表述。倘若我们的讨论能够更进一步的话，《宪法》第54条第4款的规定为民法之外的更多的制定法重视和认可习惯提供了宪法上的依据，而现实则向我们提出了确实和紧迫的要求。

[18]（三）在我国当代法律、行政法规中习惯所蕴含的立法上的转变及展望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立法对于习惯尤其是民事习惯采取了更加尊重和认可的态度。在此之前，诚如之前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那样：国内民商法极少遵从民商事习惯和惯例。

经统计，在梳理出的条文中，参照式、尊重式和保护式的准用方式分别出现了35次、25次和9次。三、我国当代法律、行政法规中习惯的主要内容我国当代法律、行政法规中的习惯涉及多方面的内容，国家法律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当中尊重并承认了习惯在调整社会关系中的作用。

43个条文当中共有14个是以民商事习惯来调整相应法律关系的。[21]无数的事实一再表明，与通行习惯相一致的规则，会更好地为社会所容纳。

[4]司法实践也引发了立法时是否应更审慎地对待社会中存在的习惯法规范，以及一般意义上在法律渊源上应该给予习惯法什么样的地位[5]的思考。在习惯这一概念的文字表述上存在着多种表达方式。【注释】本文为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当代中国立法与习惯法研究（批准号：11BFX002）阶段性成果。[1]但是，经过制定法术语的解构、重述，最终被订入制定法的习惯，已经演化成为制定法的一部分，丧失了法律渊源上的独立性。

根据笔者于2011年7月2日利用中国法律检索系统进行检索的结果，共有24部现行有效法律中的43个条文及22部现行有效行政法规中的26个条文涉及笔者所言的习惯这一概念，而这69个条文，则将作为本文分析和研究的对象。有2部行政法规（2个条文）使用了民族风俗和生活习惯这一表述。

五、结语在笔者看来，虽然本文的研究路径并不具新颖性，但现实却是：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我国当代法律、行政法规中的习惯也在相应地发生着变化，所以事实上存在着重新研究的必要。1998年3月之前颁布的涉及习惯的行政法规只有6部（8个条文），而此之后新颁布的涉及习惯的行政法规则有16部（18个条文）。

由于民事基本制度属于法律保留的范围，所以行政法规中并不存在调整民商事法律关系的习惯规定。在此试举其中一例：《宪法》第54条第4款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4] 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要重视发挥乡村善良风俗习惯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积极作用。有4部行政法规（4个条文）使用了国际惯例这一表述。有1部法律（1个条文）使用了商业惯例的表述。（一）调整民商事关系在我国当代法律中，习惯的调整领域首先体现在以法律中规定的习惯要素，对相关民商事法律关系进行调整。

有2部法律（2个条文）使用了生活习惯这一表述。[15] [奥]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497页。

这些规定一部分是针对特殊主体或特殊情况（如少数民族、外交驻在国等）所设定的某种意义上的特别义务，可以被我们理解为特别条款或例外状态而存在。《刑法》第251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而自2008年以来，这一方面的研究已经成为民事习惯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23] 所谓习惯法，有学者认为其形成应满足下述要件：①有事实上之惯行。